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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

　　张艺谋享受《满江红》、程耳《无名》调教王一博、郭帆说《流浪地球2》主题是陪伴、《熊出没》这部讲妈带娃

　　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2023年春节档应该是近年来类型最多元化的一次，七部上映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新京报记者采访春节档影片众位主创，请他们讲述影片的精彩创作幕后。喜剧悬疑片《满江红》以大历史为背景，故事切口却极小，张艺谋继《狙击手》后第二次闯进春节档，他这次在悬疑片类型中增添喜剧元素，完成了一次经典的封闭空间叙事；郭帆执导的国产科幻巨制《流浪地球2》，四年磨一剑，再次代表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最高水平；程耳执导的悬疑谍战片《无名》，依然以上海为背景，通过导演独特的个人风格，将作者性与商业性做到了完美融合；邓超、俞白眉执导的体育题材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1995年天津世锦赛的真实故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乒乓绝地反击的热血励志故事；苏伦执导的奇幻爱情喜剧《交换人生》，十分契合春节档的热闹气氛，喜剧色彩浓厚，让观众沉浸在雷佳音和张小斐的“鞍山爱情故事”中；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后，导演田晓鹏筹制七年，开创粒子水墨技术，为观众带来了动画电影《深海》；春节档“钉子户”《熊出没》系列电影，今年继续推出《熊出没·伴我“熊芯”》，回归亲情主题，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

　　《满江红》

　　张艺谋在拍摄现场常乐不可支

　　电影《满江红》讲述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金国使者死在南宋宰相秦桧(雷佳音饰)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一个南宋效用兵张大(沈腾饰)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机缘巧合被裹挟进巨大阴谋之中，他们能否一步步揭开谜底，寻找凶手和真相？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这次为观众提供了极为奇妙的观影体验，讲述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一座宅院里，场景有限，创造力却无限。整部影片以一起凶杀案为起点，以重重阴谋为底色，剧情跌宕起伏，层层反转，当观众绷紧了神经，又会被密集的笑点拨动。如同海报上所言：“悬疑管够、笑到最后”。

　　这是沈腾和易烊千玺首次与张艺谋合作，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次“梦想成真”的机会，沈腾说，以前对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停留在“听说”，几乎所有电影从业者对能与张艺谋合作都有非常强的盼望：“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导演给我非常大的创作空间，这次《满江红》剧本非常结实，在剧本基础上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自己希望的表演。但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不会脱离人物。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线’始终在导演手上。”此次在戏中扮演副统领的易烊千玺，回忆《满江红》整体拍摄感受，“一切都非常有效率，有很厉害的导演。我们是一个非常轻松欢快的剧组，对我来说是很珍贵、很难得的一次经历。”张艺谋笑着形容片场的气氛：“拍戏时，这个剧组的演员们都互相给点子，给对方支招，大家是诚心诚意的，共同进步的。当然他们都不知道我在监视器那头听，每次我听他们聊，我就哈哈大笑，乐不可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聪明、睿智。”

　　《满江红》的合作，让张艺谋欣喜，他说自己同样在这次合作中受益匪浅：“我年轻时候当导演，总是非常严肃专注，不苟言笑，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合适，什么是电影的第一生产力？(现在)我觉得是演员，因为他演人物，人物最大，任何喜剧、长片、短片、短视频等，只要是故事片，人物就是第一。这次我拥有了一班非常好的演员，彼此的轻松和快乐让我领会到很多东西，享受片场，受益匪浅。”

　　《无名》

　　导演程耳建议王一博学会独处

　　程耳并不是一个多产的导演，距离他上一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已经过去了6年多时间。他执导的《无名》故事背景仍聚焦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讲述了波谲云诡的隐蔽战线里，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程耳的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不会去刻意讨好观众，他更在乎的是符合电影的表达和审美。对于影迷来说，程耳的电影很有“腔调”，人物说着上海方言、利用影像空间营造氛围、非线性叙事结构，这些都成为程耳电影中的重要标签。除了作者风格浓烈之外，《无名》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演员充分满足了商业影片的要素。导演程耳选演员的方式很简单，通常就是约人，见见面、聊聊天，包括跟王一博谈话的时候，也并没有说要干什么。程耳为了让王一博能更快地进入角色中，在他进组后很长时间，没有安排任何通告。王一博被要求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不能玩游戏、看手机，更不能离开剧组拍广告，甚至和朋友家人也不能天天联系。直到一周后，程耳才花大量时间跟他讲剧本中的人物。直到杀青，程耳仍常常建议他学会独处，与生活的喧嚣保持一点距离。对程耳来说，选王一博并非为了流量，最重要的是适合，他表示两人合作很愉快，“甚至比愉快再好一点点，王一博的表现，将来一定会让观众都非常惊讶”。

　　《流浪地球2》

　　最想传达的主题是“陪伴”

　　从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尽管是续集，但《流浪地球2》却是围绕着《流浪地球》的前传展开，那时“流浪”的行程还未起航，危机刚刚降临。人类在怀疑、冲突与分歧之中的命运一次次被改写，更加严峻的危机与冲突逐步展现。

　　导演郭帆透露《流浪地球2》在故事层面上会有更多的科幻立意，由中科院多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帮助完善了十几万字的世界观设定；而在视效等制作层面上增加多样性，有着丰富多样的造型、场景设计，用细节增加世界丰富度。制作层面则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两个月，制作团队就用虚拟拍摄的方式拍完了整部影片，把剧本变成了一部完整的、可视化的动画，都是按照正常的拍摄方式取景、架好机位，由工作人员先模拟演员完成走位，进行动态捕捉，等正式拍摄前，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都需要看这个版本，这样现场拍摄效率就非常高，也更准确。在阵容上，郭帆笑言自己是位很幸运的导演，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完美阵容，在片场每个演员的敬业程度和专业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观众能欣赏到最精彩的表演充满信心：“不仅是吴京、刘德华，更有幸请到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老师的加盟，每一个细节该怎么表现，每一个眼神该如何做到极致，几位演员对表演精准度的把握，准确得令人吃惊。”

　　除了技术层面，让观众更为关切的是这部新作的主题究竟是什么？郭帆究竟想用新作的这个故事给观众传达什么？郭帆告诉新京报记者四个字——多些陪伴：“这是我电影中最想表达的，电影里的演员都有一句台词是‘我在，我一直都在’。这个陪伴是什么？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低沉、迷茫、不确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若是《流浪地球》里的大灾难真正发生了，那你能干什么？作为一个个体，我认为大家最能做的就是回到最亲近你的人身边，彼此有抚慰，他们也会给你带来勇气。这就是陪伴的力量，也是电影的核心，在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人类的坚毅和勇气，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面对顺境逆境，拥抱人生，细水长流。”

　　《深海》

　　尝试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

　　做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年)之后，导演田晓鹏想做一个反英雄的故事，一个更平民化，更接近生活的角色。于是，就有了《深海》，一位现代少女(参宿)误入梦幻的深海世界，却因此邂逅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

　　这一次，田晓鹏想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但中国传统水墨是写意的，而三维又是写实的，将两者相结合，天然就有矛盾，可想而知，这种技术在制作上的难度。为此，《深海》动画团队开创粒子水墨技术，在前期光是让一张概念图动起来就耗时两年时间，每帧画面粒子数量达数十亿，单帧渲染时间需要1个小时，要一直等待电脑计算。其实，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片头也有一小段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的雏形，但影片100多分钟全做成这种风格，前所未有。“一旦坚定了这种风格，你会知道后面的难度有多大”，总制片人易巧在采访中表示，选择了这样的呈现方式，就一定要慢。

　　为了还原片中海獭角色的表演，团队员工常常亲自上阵“卖艺”录制表演参考。在创新的极致追求背后，《深海》团队面临着因为无从参考只能“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的苦熬，在艰巨的探索之路中，中国动画人的“坚韧与乐观”可见一斑。

　　《熊出没·伴我“熊芯”》

　　带娃妈妈能找到共鸣

　　《熊出没·伴我“熊芯”》是第6部在春节档上映的《熊出没》系列大电影，导演林永长在采访中表示，《熊出没》系列一直在尝试探索和挖掘主角们背后的故事，在《熊出没·变形记》(2018年)中，主创挖掘了光头强和父亲的关系，让观众认识了光头强的父亲。《熊出没·原始时代》(2019年)通过熊大表现了勇气主题。今年的《熊出没·伴我“熊芯”》，主创继续挖掘角色背后的故事，为观众解开之前留下的疑惑，包括熊妈为什么会离开熊大熊二，她到底去了哪里，她的离开给熊大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这部电影需要去解决的。

　　“今年的主题也是比较现实主义题材一些，整个画面包括内容都会更加倾向于亲情化的表达”，林永长说，影片借用了人工智能的形式做了一个包装，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片中，熊妈照顾小时候的熊大和熊二的段落特别打动人，充满着温情与搞笑。其实最开始，导演林永长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这种创作题材，后来他从身边的同事身上找灵感素材，包括新手妈妈如何给孩子喂饭，怎么照顾他们，这些过程都是主创团队和做过妈妈的同事一起探讨出来的，相信很多妈妈观众看到带娃的这一段都能找到共鸣。

　　《交换人生》

　　雷佳音张小斐的“鞍山爱情”

　　电影《交换人生》是一部带有奇幻色彩的合家欢喜剧，讲述了仲达(雷佳音饰)和金好(张小斐饰)相亲后，意外和暗恋张小斐的少年陆小谷(张宥浩饰)交换身体，还误打误撞交换了家人，并由此展开了一段有笑有泪的奇“换”之旅。

　　这是雷佳音继2018年的《超时空同居》之后与苏伦导演的第二次合作，片中的男主角仲达就是苏伦照着雷佳音写的。为了在表演上演绎出少年感的一面，同时又不装嫩不矫情，雷佳音经常跟导演沟通，他尝试在内心找到曾经年轻时候的感觉，尽量多的去找小时候的一些行为举动。这也是张小斐继2021年春节档口碑佳作《你好，李焕英》后，再度回归春节档。苏伦导演印象特别深的是和张小斐见面那天，当时导演还在写《交换人生》的剧本，写女主角金好这个人物的时候卡住了。但当她见到张小斐，跟她聊了一个下午之后，故事中这个人物瞬间立体丰富起来，“我觉得这个女孩太美好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金好”。雷佳音和张小斐都是鞍山人，两人经常开玩笑说，这次是演了个“鞍山爱情故事”。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确保每一颗球都真实、有劲

　　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等主演的体育题材新片《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后简称《中国乒乓》)将于大年初三上映。影片以国乒历史为灵感，讲述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低谷时期的中国男乒如何笃定地从“最泥泞的”岁月里“冲向光明”，最终在天津世乒赛上，苦战五局从宿敌瑞典男队手中夺回久违的男团冠军。

　　《中国乒乓》的整个制作期差不多有五年，所有演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训练，从体能、技术到内心素质，都要尽可能贴近角色。喜爱运动并酷爱乒乓球的俞白眉表示，电影里有大量的竞技镜头，“我曾经看到其他国家一些体育电影，里面大量用人的半身，我说‘这个绝不行’，中国人对乒乓球的理解，是绝对禁止只看运动员的挥拍动作，我们必须来真的，必须要苦练，做有针对性的苦练，在其中也找到了很多拍摄体育电影的方法，确保每一颗球真实、有劲，非常感谢所有来参演的演员以及戏外给予辅导的运动员，他们愿意为这部电影真正好好拍摄，并且做了那么久的练习，扛了过去，让我们保证能把精彩的镜头全部拍下来。”

　　邓超、俞白眉做了非常多的尝试，想尽办法用不同的设备、摄影方式来拍乒乓球。“以往国外的体育电影，例如《绝杀慕尼黑》、《摔跤吧！爸爸》，这些运动讲求的是冲撞，但乒乓球隔着网打，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身体接触，飞一样的球速成为所有围观者都紧张在乎的东西，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电影中感受到乒乓球是一项比较过瘾的运动，因为打球，球飞的速度特别快，我们发明了一个方式，将摄影机装在气泵上，就像子弹一样打了出去。比如说段博文拍摄的抽球镜头，我也要确保摄影机的速度完全能跟得上他。除此之外，还要体现球的力量，我们选取了过往录像中最精彩、最刺激的几场球，因为这些一定会让观众为比赛捏一把汗，高度还原历史上最让人为之振奋的竞技瞬间。”在邓超、俞白眉看来，《中国乒乓》确实不是一个讲人怎么成功的电影，而是一个讲人在下一个成功到来之前，怎么面对失败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正是所有为梦想奋斗的人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采写/新京报记者 滕朝 周慧晓婉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